21世纪是亚洲的世纪，已经越来越成为世界范围内很多学者的共识。这其中印度和中国是很大的因素，因为这两个国家是当下全球最具活力的两大新兴经济体。印度如今是世界上增长最快的经济体，而中国虽然增长速度放缓，但在全球经济下行的当下，6.8%的经济增长率也显得非常亮眼。两国虽然在经济结构和国情方面千差万别，但有一点却非常相似，即两国电影产业在全球有不俗的影响力，2015年均拥有较高的增长速度，国产片的本土市场占有率均超过进口影片。

中印两国是世界上增长最快的两大经济体，两国的电影在世界上均有重要地位。作为两个重要的电影大国，双方的合作足以改变世界电影版图。但两国的电影合作才刚起步，存在很大的可能性，也存在不少问题，相关机构应针对合拍进行长期培育，应从扩大交流开始，由理论探讨导向产业现实，借助“一带一路”和“向东行动”搭建平台，互利共赢走向合拍，以亚洲为主导市场，逐步走向全球。

虽然两国还之间存在边界等问题，但近些年两国各方面的交流也日益加强。不过，作为两个全球性的电影大国，其电影的合作有些姗姗来迟，到这两年才有几部合拍片开拍。两国在电影产业方面各有优势，印度国产片的占有率一直拥有惊人的90%左右，产量近些年一直超过一千多部；而中国，其内地市场在2012年便已成为全球第二大市场，并有可能在2017年超过北美成为全球最大的电影市场。作为体量都不小的电影大国，中国和印度非常有必要强化双方的电影合作，因为这有利于两国电影产业的向上发展，同时也有利于两国人民的文化交流，促进双方的相互了解，让两国关系在21世纪有质的飞跃。

合作拍片是双方交流合作的重要构成和目的，目前虽已起步，但主要还是以中方的项目为主。双方应该发挥各自优势，进一步推广合作，印度电影有马萨拉电影的成熟叙事传统，尤其是歌舞叙事更值得中国电影学习。而中国在功夫动作片方面也可以为印度电影提供借鉴。印度电影虽然有些片子的叙事过于夸张，但他对本国观众超强的吸附力，非常值得中国电影人研究。

       从2000年那次电影展开始，中韩电影交流已经过去十余年，合作已渗透至各个层面。中印合作也应该有个长期的培育过程。针对合拍，中印的相关机构也应该像韩国电影振兴委员会一样，有针对性地扶持。韩国电影振兴委员会尤其支持和中国、美国、日本及法国的合拍，通过各种项目去发展合作的机会。为了支持与美日等合作，采取一对一的方式提供咨询、训练和商业配套服务；至于与中国的合拍，韩国电影振兴委员会在北京设立了“韩国电影中心”，提供更加强大的在地支持，电影人可以申请1-3个月的中国之旅，那里会提供接待、指导、判断、网络、咨询以及中国电影业相关讯息。如果预算超过100万美元的国际合作项目外方资金超过20%，影片长度超过70分钟，片方将可以申请25%最多部超过30万美元的返款。即便不是合拍的外方独资电影只要在韩国至少有3天的拍摄花费最少10万美元，也能从韩国电影振兴委员会申请资金补助。韩国的这些措施，极大地助推了韩国电影的发展，这个总人口才5千多万的国家，其电影票房位居全球第六名，其本土电影的观众份额近些年一直超过五成。中国的投资方现在喜欢请韩国演员出演电影，一方面是因为韩方演员的知名度，另一方面是因为他们更为实惠的片酬。在成本方面，印度也应该有优势。更重要的是在国际合作方面，印度比中国有语言优势，拥有大量说英语的民众。

       中国和印度的电影界各自都有与好莱坞的深度合作，其成熟度均不低，反观中印之间还处于极低的水平。双方应该总结各自以往与海外合作的经验，运用到中印电影的合拍当中去。总之，中印之间的合作应该由易至难，从民间交流始，进而发展到由市场因素助推，毕竟在今后的合作中，政策之余，资本与企业会起到关键的作用。双方应该借助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和印度“向东行动”政策的有利战略机遇搭建电影合作的平台，如果双方互为对方市场，并进而在亚洲成为电影消费的主要内容提供者，并最终走向全球，成为世界电影的重要力量。这不仅是中印电影的胜利，更是两国民族文化的胜利。

一   作为电影大国的中国和印度

中印两国体量均较大，均为发展中国家。作为世界上第一第二的人口大国，中印两国的观众基数非常庞大，在全球的电影票房排行中，两国的总票房长时间位居前十之内。自2012年起，中国内地电影市场超越日本稳居世界第二，而印度一直在第六上下的位置。与北美4.3万多块银幕数相比，两国的影院建设远未饱和（中国银幕数3万余块，印度1万余块），两国的电影业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一）   中国：高速发展的电影大国

1.十余年的改革让中国电影飞速增长

       中国在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改革开放，但当时的电影业因为其意识形态的特殊属性而没有搭上改革的快车，一直沿袭计划经济的诸多机制，虽然间或也推出了不少改革措施，但从拍片到发行都没有得到显著改善，以致2001年中国电影跌倒谷底，年产量仅71部，票房更是才9亿元。2002年6月1日，中国打破地域分割成立了30条院线，但银幕不足2000块。然而正是院线制改革让中国整合了电影市场，开始的电子售票改善了偷漏瞒报，中国电影票房开始攀升。同年的2月1日，新修改的《电影管理条例》开始实施，改变了此前只有国有电影制片机构具有出品权的局面，“凡中国境内（不含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台湾省）地（市）级以上电影单位和电视台、电视剧制作单位，以及地（市）级以上工商部门注册的各类文化影视法人单位（不含外资独立企业）从事摄制电影业务（不含中外合作摄制电影业务），均可向国家广电总局申请领取《摄制电影许可证（单片）》。获得该证的单位享有影片的一次性出品权。”于是极大地解放了内容生产力的问题，进入电影投资的主体逐渐增加，当年便有100部的产量，此后更是大幅增长，到2012年到达峰值的745部（见表1）。而在1999年至2011年，中国的电影频道节目中心每年还会生产100部左右的电视电影，2012年后这批作品纳入到中国故事片的管理体系中，成为其中的一部分。这也是为什么2012年故事片达到峰值的原因之一。此后，中国电影强调质量，数量有所下降。

 2003年，中国的电影主管部门开始了一系列的电影产业化改革,进一步拓展市场，理顺产业关系。这其中极为关键的改革是签订《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CEPA），香港电影可以通过和内地合拍以国产片待遇进入内地，工作人员的比例也由一比一放宽到七（香港）比三（内地），香港在内地的电影院投资也由以往不得高于50%的股权增至70%。CEPA为香港电影人在内地寻求利益打开方便之门，但因为香港电影市场比内地电影市场更早成熟，从创作到发行以及影院管理都给内地带来了经验，自此，香港电影人大量北上。CEPA实施后，内地大片基本上都得有香港明星，每年票房前十的影片有一半是香港电影人主导的影片，直到《集结号》《画皮》《风声》等影片出现后，每年票房前三才开始有完全由内地影星担纲主演的电影；到2010年，票房前三才第一次完全由内地电影人的作品占据。CEPA的实施让两地的电影力量得到整合，既扩充了市场，更提升了中国电影的品质。而2010年内地还和台湾签订了《海峡两岸经济框架协议》（ECFA），也方便了台湾电影力量进入内地。

       如果说以上改革是电影管理部门的主动出击，那么互联网力量进入电影业则是市场发展的自发结果。互联网力量介入电影虽然很早就已开始，但在2014年由于BAT（百度/Baidu、阿里/Alibaba、腾讯/Tencent）先后投资并购电影公司，使互联网力量参与中国电影业达到高潮，以致有公司老总发出“电影公司要为BAT打工”的感喟。这一年，这三家公司发起了不少电影公司的并购，大力加强在电影业布局。如今互联网已极大地影响了中国电影产业的结构。从早期的资本入股电影公司，到如今成立专属独资电影公司，从网络IP、大数据到互联网营销，从网络售票、众筹到后产品推销，互联网的力量极大地改变着中国电影业的生态，影响并助推着电影产业的发展。

2.高速增长的2015

        中国电影高速增长了十余年，2015年成绩更是喜人，全年总票房440.69亿元人民币，增速高达48.7%，为2002年院线制改革以来年度增幅的第3位，仅次于2004年的65%和2010年的63%。这一年国产片票房占比也达历史新高，为61.58%（见表2）。许诚毅的奇幻片《捉妖记》票房斩获24.3952亿元，创下历史新高，是自1994年引进外国大片以来，国产单片票房首次超过好莱坞大片的票房纪录。排名第二的为《速度与激情7》（票房24.2655亿元），该片单天票房便有3亿多人民币。2016年又有新的历史纪录，周星驰的《美人鱼》票房已超过33.9亿元，情人节当天内地票房高达5.9亿元。

2015年，故事片产量达到686部，达到史上第二。此外还有动画片51部，动画片经过政府的大力支持和业界的努力，近些年取得长足进步，产量和票房占比逐渐加大，质量更是提升不少，并且目标观众已经不再限于低幼儿童。其中《西游记之大圣归来》以精彩的新编西游故事、不错的动画设计与呈现，获得了9.5644亿元人民币的高票房，创造了当时动画片的历史纪录，也首次超过了好莱坞动画片在内地的票房。

       中国电影能够持续高速发展有个关键因素，便是不断增长的银幕数，2015年底，中国影院总数已超过6000家，均是数字化影院，银幕有3.1627万块，距北美市场差11,000余块。其中3D银幕占比应该是全球最高，且有IMAX279块，中国巨幕100余块。中国影院的数字化在2013年左右完成，中国最后一批用胶片拍摄的是《一九四二》《一代宗师》《聂颖娘》等几部电影。

       互联网力量介入电影业，在世界上可能是最显著的，除了互联网企业携雄厚的资本介入或成立电影公司，阿里巴巴、百度、腾讯继续着不少电影业务的投资与并购，互联网生态系统已经让传统的电影产业结构发生改变。其中，网络售票在营销前端影响着消费者，也影响着影院排片。在中国，网络售票比重已经超过7成左右，2016年国家电影资金办发布的全国电影票房季报（第一季度）显示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有20个超过7成，其中上海最高，达到83％，票房前20名的影片柜台售票都仅占两三成。2015年，内地的观影人次达到12.6亿人次，增速达到58.1%。但人均观影只有0.9次，还有很大的增长空间，即便达到印度的人均2次，中国的电影产业规模也将是现在的两倍多。

       据艺恩发布的报告显示，2015年中国电影产业规模首次达到1000亿元，关联产业规模3050亿元。从业人口超过60万。经过十余年的产业化发展，中国电影资本已经多元化，电影投资主体超过1500个。传统的三大公司华谊兄弟、博纳影业、光线传媒一直专注内容生产和电影发行，并通过上市、并购公司、拓展业务等方式不断扩容，是中国电影产业中影响力靠前的公司。万达影视控股公司进入中国电影业较前三者晚，但拥有中国最大的电影院线，收购了美国AMC影院公司，内容生产近年也表现不俗，已发展成全球收入最大的影视企业。乐视影业成立于2011年，定位于互联网时代的电影公司，因母公司乐视基于视频产业、内容产业和智能终端的“平台＋内容＋终端＋应用完整的生态系统”，在国内独树一帜。三大网络大公司近年先后建立了阿里影业（阿里巴巴）、企鹅影业和腾讯影业（腾讯）、爱奇艺影业公司（百度），携强大资本、网络生态及后发优势，成长迅速。在国有资本中，中影集团和上影集团是代表，中影集团拥有较全的产业结构，尤其是拥有海外大片进口的权利，正在等待股票IPO。来自香港的安乐影业近年连续推出不少好作品，《捉妖记》是港资公司在内地的代表作品。

（二）   印度：传统的电影大国

1.坚实的电影产业基础

       庞大的观影人数是一个电影大国不可或缺的产业基础，中印两国均为人口大国，都曾拥有过举世瞩目的观影人次。在电视等娱乐方式冲击之前的1979年，中国曾拥有293.1亿的观影人次，虽然彼时的银幕与现在的银幕不是同一个概念，但基数之大应为全球之最。然而进入80年代，中国的观影人次逐年递减，2002年达到谷底，仅1.1亿左右，然后才从逐年攀升。印度的电影观影人次虽也曾受到电视等娱乐方式的冲击，但人们观看电影的传统比较深厚，到世纪之交还有30多亿的观影人次，2009年才开始跌破30亿，2013年开始跌破20亿。

       印度不仅观众基数一直保持在高位，电影产量更是一直位居世界前列。在20世纪70年代故事片年产量便从400多部发展到700多部，超过日本跃居世界首位，成为印度十大工业之一。到90年代初期产量便已有900多部，进入21世纪开始超过1000部，2014年达到1966部（见表3）。但相比中国而言，印度电影的数字化更晚，2006年才开始有几块数字银幕，2012年才大量出现数字电影，但到2014年还有很多胶片电影。

中印电影的合作路径

       2015年的全球票房383亿美元，中印票房共84亿美元（中国68亿、印度16亿），占到全球票房的21.9%。考虑到两国均为世界的人口大国，观影人次居世界前列，经济增长率为世界最高的两个国家，银幕数远未达到饱和；因此中印两国的电影合作必然改变全球的电影版图，更何况中国可能将在近两年超越北美成为全球第一大电影市场。虽然有不错的远景，但由于中印两国既存的边界等许多问题，两国之间的合作并非一帆风顺。两国的电影交流起始很早，但中断许久，电影产业现状与政策法规相互了解均不深，合作无法立即全面铺开，加上两国电影都有各自的国族特色，进入对方市场也远非通畅无阻。相比印度电影市场本土色彩浓厚的特点来讲，印度电影进入中国市场的可能性反而更大。但基于电影作为文化交流的轻骑兵，作为软实力的突出代表，两国都应该努力促进双方在电影方面的合作。这一进程显然不能一蹴而就，合作路径应该从扩大交流开始，由理论探讨导向产业现实，互利共赢走向合拍，以亚洲为主导市场，逐步走向全球。

（一）扩大双方电影节展的交流

        目前，中印双方都有大小不一的各种电影节展，均有作品到对方去参加比赛和展览。2013年中国在印度举办过中国电影节；2014年作为第45届印度国际电影节的主宾国，中国选送了9部影片展映。而印度电影在北京国际电影节、上海国际电影节、丝绸之路电影节、中国金鸡百花电影节的展映单元都有作品参与。这些展映环节为本国电影与对方观众提供了窗口。但双方的交流展映应该更为宽广，比如面对青年大学生的北京大学生电影节也可以参加合作展映。在中印双方的交流合作中，这条路径应是处于基础的层面，且将处于一个长期的过程。韩国电影惊人水平被中国电影界了解就是从2000年北京电影学院的一个韩国电影展开始的。

       不仅影片参与展映，更可以举办一些学术研讨。从学界形成影响力，进而由舆论辐射到产业界。中国高校的电影学术界经过多年的积累，海外电影研究已经向更广更深处推进，近些年的电影产业研究已经延展到世界上电影强国之外的许多国家，而亚洲更是其重心之一。在中国高校中已有三四个亚洲电影研究中心，其中主办北京大学生电影节的北京师范大学便有一个亚洲与华语电影研究中心，每年电影节期间都举办亚洲电影主题的研讨会。中印电影需要合作，首先便应该理论先行，从中寻求支点。这方面，美国电影协会做得不错，它有常驻中国机构，每年都在北京国际电影节和上海国际电影节上联合多方力量举办电影产业方面的论坛，邀请产业一线的人到论坛上交流问题与提供思路。

（二）统合各方推广力量，建立网站和交流合作基金

       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应该建立专门的机构，统合各方的推广力量，建立专门的网站，设立合作交流基金，并在必要时互设办事机构。中国有海外推广公司，美国有美国电影协会驻外机构，韩国电影振兴委员会也有驻外机构。美国作为传统的电影强国，在海外推广有成熟的做法，经常能利用自己的政经优势在经贸谈判中谋得对方市场开放的便利。中印双方显然不可能按美国的方式行事，但韩国的许多做法却可以效仿。韩国一直向不太熟悉韩国电影的地区推介韩国电影和电影人，为电影人和演员出席重要电影节和电影市场提供住宿和机票。被邀请的电影还可以申请翻译和制作DCP的费用，长片可以达到3000美元。发行公司也可以寻求帮助。此外还组织如“韩国电影之夜”等项目为国际公司提供法律咨询。甚至国际上的电影节计划放映韩国电影都可向韩国电影振兴委员会寻求支持。韩国电影振兴委员会还资助海外的韩国电影研究项目，本人曾受惠其中。

      更重要的是，印度是世界上对电影立法比较早的国家，印度在1918年便通过了《电影法》。法制化管理一方面有利于创作者进行自由创作，另一方面也有利于保护电影业不受外部因素的侵扰，良性的法制对电影产业的保护起着定海神针的作用。印度独立后，于1952年通过新的《电影法》，并分别于1983年6月1日和1984年5月1日进行了修订，以电影分级审查制度为核心内容，将电影分成U、UA、A、S四级。与印度相比，中国的电影立法较晚，《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影产业促进法（草案）》目前正在人大常委会审议，没有实行分级，还是基于《电影管理条例》的行政管理。

2.稳步增长的2015

        在经过近乎停滞的2014年后，终于迎来了增长显著的2015年。这一年，印度电影的国内票房达到了1014亿卢比，增幅8.5%，综合收入1382亿卢比，增幅9.3%，在全球的排名也从第6位提升到第5位。海外票房、电视版权及附加收益均有增长，但家用录像的收益一如既往地在萎缩。不过在中国，因为网络视频的发展迅猛以及电影频道（CCTV－6）的存在，家用录像这份收益几乎消失殆尽。

       印度的银幕数2014年有11109块，但银幕集中度高，如今70%的多厅银幕集中在四条院线（印度还有大量的单厅影院）。虽然中国的万达院线全年票房收入比第二名多出几十亿，但集中度还没有印度高，全国有48条院线，基本都是多厅影院，且院线数还在增长。与中国七成左右的网络售票不同，印度的网络售票才32%。

       中国虽然也有一些少数民族语言和方言的电影，但占比很少，进入市场就更少，通用语言为汉语普通话。但印度2014年度一共有37种语言的电影（1部默片），其中以印地语、泰鲁固语、泰米尔语、马拉雅拉姆语产量较多，均超过200部，有些语种只有1部。多语种的电影生态对保护文化的多样性非常重要，而且对电影人才的交流和培养也能起到促进作用。2015年，印度票房提高是因为地方语种电影和好莱坞电影的票房增长强劲。泰米尔语、泰鲁固语和宝莱坞一起每年基本囊括了印度电影的三分之二产量。但宝莱坞2015年的票房收入不如2014年。好莱坞因为动作英雄片以及大范围的发行和营销，继续着两位数的增幅。2009年好莱坞的份额大概占5％左右，2015年已经占9％左右。但与中国的四成左右相比，好莱坞在印度的占比非常之低，在全球开放的电影市场中，印度本土的国片占有率应是最高。

二    基于亚洲格局的中印电影合作

       同处亚洲的中印两国，各有悠久的历史文化传承，虽社会制度不同，但均为亚洲价值观的范畴，都是体量较大的发展中国家，在以往的南南合作以及很多重大的世界性事物中，双方均有一致立场与很好的合作。而在电影业方面，中印两国各有优长，在全球化、网络化的双重语境下，双方可相互学习，共同促进，存在加深合作的必要性和可能性。Chindia，中印大同，双方只要平等合作，占世界人口接近四成，假以时日，当印度经济成为世界第三时，两国的合作必然让世界变得更美好。

（一）中印电影合作是双方文化交流的先导

1.两国交流合作大局的宏观需求

       作为发展中国家最大的两个国家，发展前景都比较良性。但作为后起之秀，必然面临着世界现有经济、政治格局的束缚，必然面临着现有大国及西方世界的战略掣肘。虽然现在美国重返亚太的战略貌似针对中国，可当印度今后足以寻求更大的国际空间时，必然也会受到既有国际格局的反制。比如美国借TPP重新制定全球新的贸易规则，重塑新的全球化，中印都没被邀请参与谈判。同为发展中国家，双方有很多共同诉求，相互合作可壮大自己。

       即便就两国自身当下的发展及未来而言，双方也需要促进深入合作，各自都还有不少人口处于贫困状态，两国还存在边界等许多现实问题并没有解决，两国交往存在一些不确定性因素；而未来的发展进程中，增速不低、体量巨大的两个经济体必将会产生一些需要调适与解决的新问题。文化交流能有助于消弭双方的隔阂，助力双方国民的相互了解，而电影正是文化交流的轻骑兵。

       印度电影自上世纪50年代中期便已开始在中国放映，中间因为文革而几乎停滞，70年代末80年代初又恢复了大范围放映，其中以《流浪者》和《大篷车》为代表。之后因为市场经济的改革，中国进口电影的来源国更多转向欧美，印度电影在中国的影响不及从前，近几年在中国发行的电影有《我的个神啊》（PK，2015年内地票房11817.2万元人民币）、《新年行动》（Happy New Year，2015年内地票房237.1万元人民币）、《幻影车神：魔盗激情》（Dhoom 3，2014年内地票房1977万元人民币）和《三傻大闹宝莱坞》（3 Idiots，2011年内地票房1404万元人民币），等等。而中国在印度的影响可能更是微小，在有限的资料中，还是当时的香港电影曾经进入印度市场，2002年占印度进口外片数量中的9%，其他更多是通过电影节展映交流，遑论票房。

2.电影输出是国家软实力最好的凭借

        电影作为较易流行的视听产品，更容易拥有更多的受众，容易把所属国的文化传播至别的国家。在塑造国家软实力方面，电影的输出是上乘之选。而目前双方的电影输出体量都较小，中国电影海外收入才27.7亿元人民币，印度电影的海外票房才96亿卢比。这些数据与各自的本土票房相比，反差太大，而与好莱坞电影海外票房与本土票房之比更是相距甚远。一个将成为全球的最大电影市场，一个是本土票房一直占据90%左右，却共同面临着电影海外输出的困境，应该努力改变。

       目前双方电影海外输出更多的还是依赖于各自海外的离散族裔，只有少量的影片进入西方的主流市场。但是，两国各自都有几千万的族裔分布在世界各地，如果相互合作，海外族裔的市场将会增加不少。而重要的海外增长则存在于对方市场，基于各自的市场空间，两国电影合作不仅能做强各自的电影，不仅能共同经营国际市场，在对方市场更能有不俗的票房增长，《三傻大闹宝莱坞》在中国取得1亿多人民币的高票房便是明证。

（二）两国电影合作的文化基础：亚洲价值观之下的中印文化

        海外电影输出不仅仅是电影本身的问题，更有赖于国家的综合国力以及其文化为他国所能接受的程度，尤其是流行文化，但国度之间的文化隔阂和意识形态区隔是天然的屏障。在文化差异和价值观方面，不管印度还是中国，与欧美存在天然的鸿沟，文化折扣阻碍着中印电影被西方观众的顺利接受，更何况相较于好莱坞成熟的电影工业，中印影片叙事手段无法与之相比，视听冲击不在同一层次，这都阻碍着中印电影的海外输出。而两国同属亚洲，虽有各自所属的文化特质，但东方文化的共性还是让双方更容易互为合作对象并以对方为目标市场。

       中印两国都是有几千年历史的东方古国，也都是当前谋求现代化发展的重要多民族世俗大国。不同的是，作为最大的民主国家，宗教在印度的社会生活中占有极重要的地位，尤以印度教为主。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宗教在国家中的地位虽不同于印度，但儒释道在国族文化中的根基作用却显而易见。在历史的长河中两国文化交流甚广，尤其是中印近两千年的佛教交流史，创造了人类交流史的辉煌。而近百年的中印现代化交流，共同在曲折中创造着和平与发展的亚洲时代。

       从反殖民到民族独立，从反西方中心主义到东方的自主复兴，亚洲的崛起从20世纪开始便一直在持续，亚洲文化多元，有佛教、印度教、伊斯兰教、儒学等。不同于西方的亚洲价值观一直在建构和强化，倡导“容忍与伙伴精神”“平等原则”的亚洲方式，不同于西方强调个体本位主义的价值取向：注重团体导向，注重家庭元素，以义取利，勤俭节约，敬业诚信，中庸和平，等等。文化亚洲相通的价值观，为亚洲电影的融合提供文化相融的必要基础，在此基础上，中印电影的合作从合拍到观众接受有着坚实的基石。

（三）两国电影合作助力解决产业发展中的问题

       中印均为电影大国，均有很大的发展空间，但都面临着各自的问题和挑战，需要在发展的进程中逐一解决。

       中国电影虽然票房节节攀升，市场逐年扩大，但需要面对产业提升中所发生的问题。比如产量近年保持六七百部，但是品质优秀的数量差强人意；市场远未成熟，甚至出现品质不高票房却高企的现象，干扰市场秩序的行为时有发生；体现工业化水平的电影更是凤毛麟角，很多电影的特效需依赖韩国等海外特效公司，电影工业技术亟需提高；国产片还面临着好莱坞大片的激烈竞争，2017年将面临新的中美电影谈判，更多海外大片将进一步挤压国片市场；电影海外输出的表现不甚理想，资本溢出也需要寻求新的海外利润增长；产业结构和管理机制在互联网时代需要新的调适，等等。

       印度虽长期拥有高达90%左右的国片占比，但年轻人群的增长以及海外印度族裔对国内的影响，使得观众对印度电影越来越挑剔，越来越接受好莱坞大片，使印度电影面临着好莱坞大片不断强化的激烈竞争，2015年进口片的占比就已经上升到15%；虽然银幕有一万块左右，但有些还是E-screen标准，更有不少单厅影院，票房数字缺乏精确和透明；需要海外市场作为电影利润的增长点；产业也面临着互联网时代的新问题，诸如版权保护以及如何完善促进电影发展的机制，等等。

       两国电影面临各自不同的问题，但都是在发展中寻求完善的过程，尤其作为世界电影大国，都有向海外电影输出和资本溢出的本能需求。作为向全球进军的基础，两国立足于广阔发展空间的本土市场之余，更应该立足于亚洲，因为从中国电影海外销售的经验看，大部分影片在海外的收益，亚洲的比重远大于欧美。

（四）中印电影合作的可能性

        中印两国的电影合作不仅仅有以上提到的必要性，更有以下的切实可行性。首先两国政府已经就中印电影合作签署协议，而两国合作的大气候更是助力于两国电影的合作。

1.两国政府对电影合作的重视

       中印两国近些年开始加强了电影的交流合作，在各自举办的国际电影节上，都有对方的电影展映。尤其是2014年9月18日，在习近平主席与莫迪总理的见证下，中印在新德里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与印度共和国新闻广播部关于视听合拍协议》。把两国的电影合作推到一个新的阶段。在中国，与外国的合拍片都是国片待遇，不受进口片数额限制。2015年5月，“中印电影合作交流新闻通气会”在北京召开，有三部中印合作的影片宣布启动。其中，由邹静之编剧、王家卫任艺术指导、霍建起执导的《大唐玄奘》已于2016年4月底上映，唐季礼导演、成龙主演的《功夫瑜伽》和束焕编剧、王宝强导演并主演的《大闹天竺》正在拍摄之中。此前，由张建亚执导的《印度奇游》已经做完后期。相信在这些影片的带动下，中印电影的合作将进入更为深入和广阔的阶段。

2.两国政经交流的良好氛围

       双方自2000年后经贸合作飞速发展，两国之间的交流更是为中印电影的合作提供了可行性的空间，比如金砖五国之间的媒体和娱乐合作、孟中印缅经济走廊、上海合作组织峰会等。而亚洲命运共同体的建设更是双方推进电影合作的坚实基础。

       2015年12月初，首届金砖五国媒体峰会在北京开幕，金砖国家媒体峰会由新华社倡议并联合巴西国家传播公司、今日俄罗斯国际通讯社、印度教徒报、南非独立传媒集团共同发起。同年的10月8日，在莫斯科还举行了金砖五国主流媒体领导论坛。此外还有亚洲新闻联盟年会聚合了19个亚洲国家的英文媒体。媒体平台的沟通有助于中印两国之间的文化合作和民意互通。在经济建设方面，两国除了双方直接的合作外，更有很多平台可以合作共赢。比如孟中印缅经济走廊，2013年中印成立了联合工作组，2016年5月印度总统慕克吉访华，双方再次推动孟中印缅经济走廊的建设。

       2013年秋天，中国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倡议，顺应了世界和平与发展的要求，有利于促进沿线国家的经济建设和全球繁荣。而印度也有自己的“向东行动”倡议，印度总统访华时，印方“向东行动”倡议同“一带一路”倡议的对接也是双方会谈的重要内容。中印双方都难以跻身TPP，因此推动早日完成《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的谈判也是双方共同的目的。

3.亚洲命运共同体愿景的支持

       2015年3月，博鳌亚洲论坛的主题是“亚洲新未来：迈向命运共同体。”亚洲要发展需要亚洲各国团结发展。虽然在政治方面，亚洲是各种矛盾共存，市场一体化的进程无法与北美和欧盟相比。政治意义的亚洲统合任重道远，甚至有学者说亚洲不具有统合性，但是中日印韩的合作、东盟十加三及十加六政治框架的存在必然会助推亚洲的相融。此外，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成立，以及前文提到的上合峰会、金砖组织以及人民币的国际化都是助推亚洲整合的有利因素。由政治到经济的逐渐相融，必然会促进“文化亚洲”的统合，这为中印电影的合作提供必要的政治、经济、文化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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